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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行为人为他人实行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时 ,如果他人并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 (包括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 ),则行为人的行为仍然属于犯罪预备。

但是，为体现审判的公正性，罕有中国法官会将民意因素体现在裁判文书中。多数方不能把公众当年对死刑的态度变化，全算到对强奸罪的认知变化上去。

肯尼迪向路州最高法院上诉称，根据联邦最高法院1977年在库克诉乔治亚州案(Cokerv.Georgia)中的判决，强奸虽是一种严重犯罪，但毕竟不同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谋杀，所以，对强奸犯判处死刑是极为过分和过度的刑罚，属于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忍与不寻常的刑罚。阿利托承认，1964年至今，确无强奸犯被处决，但人们应当看到，从1965年到1966年，全国只处决了8个人，从1968年到1977年，也就是库克案判决的那个年份，全国一起死刑都没有执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L.费希尔(JeffreyL.Fisher)自告奋勇，替肯尼迪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是，没有大法官打算为此改主意。反对者则认为，奸淫幼童跟毁人一生几乎没有区别，对儿童身心健康的破坏是摧毁性的，对社会安定也伤害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资深法律记者琳达·格林豪斯(LindaGreen-house)注意到这则博客，很快将它转载在当年7月2日的《纽约时报》上。他质问大法官们：你们何时能拿出勇气为所有人伸张正义？尤其是那些年龄不到12岁、惨遭禽兽强奸的孩子们？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博比·金德尔也说：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感到愤怒。不论人们喜欢与否，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将会持续，实际上还会强化。

尽管企业面临增加利润的种种压力，但实际上其利润动机仍很弱。后来许多研究者将软预算约束理论用于分析各种经济状况，事实证明我们的眼光不能仅限于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支持救助是对的，但他们只谈救助的必要性和益处，闭口不谈本文提到的有害后果。一些人这样预言，说明他们不理解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

早期资本主义对成功给予重奖，对失败予以严惩。世界上那些从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地区是否正转向社会主义？答案不是简单的是与非。

事实上，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预算约束。在当前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人们多次表示一种强烈的担忧：国家干预正使社会主义不知不觉地渗入资本主义经济中。尽管我不是非常了解日益频繁的救助计划的细节，但这些计划都有一个通病：对责任人没有充分追究。可以考虑若干治疗方案，医生有责任客观地报告每种方案的效果，指出其疗效及副作用。

在面临革命威胁的地区，不应试图从根本上去硬化预算约束。在民主已根深蒂固的美国、西欧及其他发达国家，担忧出现社会主义是没有必要的。软预算约束综合征的扩散是此次危机的原因和结果。有限责任原则合法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股份制公司。

软预算约束并不仅限于救助某家深陷财务困境的公司这种特殊情形。虽然我研究的对象并非后社会主义地区，而是世界其他地方，但我将以社会主义的亲身经历来审视这个问题。

亏损和债务的严重后果迫使企业家们极其小心翼翼。我也不想断言应在何种情况下，救助哪些金融机构或企业，而只是陈述几点观察结果和意见。

有些人建议，凡是不能挺过危机的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就应该破产。这些及其它此处未提到的变化使预算约束趋于软化。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包含保险理论中的道德风险现象，但其内容更全面、丰富，描述了一种社会过程和复杂的经济机制。与较为平静、繁荣的时期相比，有时公众的不满会更强烈、更普遍，但只有那些自我蒙蔽的顽固革命分子才会相信人们的不满能颠覆资本主义的基础。亏损和借债固然令人不快，但这对企业而言并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经过有机成长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自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

先来看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面对长期亏损和日益积累的债务，他们不指望会得到救助，只能以被淘汰而告终。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众所周知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大行其道。尽管监管松驰是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于此是不恰当的。

那些片面解释救助方案及其他政府经济干预手段的经济学家是在逃避责任。他们有可能带病活下去，甚至病情会减轻。

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始于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其后期、更复杂阶段的经验表明，即使最好的监管也无法替代恰当的正向或逆向、奖励性或惩罚性的激励。然而，财产关系和信用制度的历史发展逐渐带来一些重要变化。随后，关于企业倒闭的立法为深陷财务泥潭的公司提供了一些保护。

只有从这一意义上说，软预算约束这一社会主义体制或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才可能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出现并得到强化。无情镇压等每一种手段都用上了。

多年来，许成刚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一直指出，亚洲金融危机与之前的救助行动有紧密联系。如果没有破产威胁，何苦费大力气降低成本或进行创新？企业的财务状况并未对其开支、借贷或扩张形成真正约束，当时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软预算约束。

时光回到1968年，当时我的祖国匈牙利开始尝试将市场社会主义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政府敦促国有企业的头头脑脑们增加企业利润。换句话说，预算约束被软化了。

拉里﹒萨莫斯曾挺身而出，在一篇文章中反对道德风险原教旨主义者。此时会有某种形式的救助，如政府通过预算支持，或国有银行可能发放不指望企业偿还的额外贷款。在资本主义早期，预算约束绝对是很硬的。由于过去十年、二十年政府连续不断的救助，预算约束普遍软化的趋势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变得更明显。

但是，在未实行民主或民主尚未扎根的国家，革命的危险更有威胁。如果不能实行真正严格的预算约束，胜者获益，败者受损的原则不再自然而然地起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试图让这一作用发挥出来。

这反过来使企业更频繁地陷入财务困境，不得不要求更多救助。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逐渐渗入沙皇俄国或二战后中国的社会结构。

我认为这场争论缺乏客观性。经理人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救助行动都很有经验，对其企业的存活多少都会有信心。